出土的元代白瓷刻龙纹灰蓝彩罐的口、肩残片，图案很精美

每一锹下去都是一段历史

修复后的元代“钧瓷”碗

    沈阳一处考古新发现，涵盖了长达２０００余年的历史遗存，从战国时期的“候城”延续至明清时期的“方城”

    出土的３个元代“钧瓷”碗和一个白瓷刻龙纹灰蓝彩罐残片，做工精美引人注目

    久远的底层：发现战国、汉魏陶器残片

    在沈河区朝阳街路西、“盛京花园”小区东侧的工地上，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挖掘了12个考古“探方”，探寻沈城2000多年的神秘身世。7月29日上午，记者独家采访了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

    这次考古发掘，由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刘焕民、李晓钟相继主持，他们于6月下旬开始考古发掘。

    当天上午，记者在该工地西南角看到，考古人员们发掘了12个各5米见方的“探方”。其中的202号、101号、102号“探方”，已深达6米多，露出了生土层。在地层底部近20厘米厚的文化层内，展现出战国时期的“灰坑”遗迹，出土了火候高、质地坚硬的细泥灰陶陶器残片，有壶、罐、瓮、豆等器物，以及灰色绳纹板瓦等建筑构件。

    在战国时期以上的10多厘米厚文化层内，汉魏时期遗迹赫然在目，有建筑构件绳纹板瓦，生活器物泥质灰陶盆、瓮等器皿残片。

    历史背景

    该考古发掘现场应为“候城”遗址。沈阳最早称为“候城”。战国时期的公元前299年，燕国名将秦开大败东胡后，燕国修建一条从河北省造阳到辽宁省襄平的长城，并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以防东胡侵犯。其中，辽西、辽东位于辽宁省境内。西汉时期设辽东郡，下领18县，“候城”便是其中之一，成为东部长城中段地区指挥中心所在地，足见“候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据考证，“候城”位于沈阳故宫及其南部一带。这次考古发掘，进一步验证了“候城”的位置。

    丰富的中层：元代遗存沈城考古史罕见

    考古人员兴奋地告诉记者，该考古发掘现场的元代遗迹十分丰富，文化层竟然厚达半米深，在历来沈阳城区文物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

    在出土的大量元代陶器、瓷器残片中，考古人员业已修复了3个精美的“钧瓷”碗。3个“钧瓷”碗，直径17厘米左右，高度约9厘米。据介绍，这些碗并非平民所用，应为元代“沈阳路”的高级官员生活器具。出土残片中，一个做工精美的残片格外引人注目。该残片为白瓷刻龙纹灰蓝彩罐的口、肩残片，显示出它主人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历史背景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候城”旧址之上，置建了“沈州”城。当时，沈州城下辖两县：东北乐郊县；西南灵源县。金代仍然称为“沈州”，成为东京道辽阳府北部的重要城市。元代初期，洪福源率40余城军民来降，元朝便将这大批军民分散安置在辽阳、沈州两地，在沈州旧址上重建州城。元代中统四年（1263年），洪福源分2000户军民到沈州，设立沈州安抚军民总管府，以王子淳任总管。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辽阳、沈州两个安抚军民总管府，合并为沈阳路安抚军民总管府。于是，首次出现了“沈阳”称谓，当时的沈阳称为“沈阳路”；其城池，已初具都市风范。

    遗憾的上层：明清遗迹惜遭破坏

    当考古人员进入考古现场之前，该工地已将土层挖掘掉3米多深，致使该工地的明代、清代地层荡然无存，令考古人员扼腕不已。尽管明、清城池地层已遭到搅乱，但考古人员们还是从残土中，拣回不少明代、清代，乃至上世纪初的陶瓷器物残片，印证了此地明清时期的内城资格。

    历史背景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扩建沈阳城，将城墙增高至三丈，城周扩为九里三百二十三步，城内面积占地近300亩。扩建沈阳城后，将原有4城门改为8座城门；将原来“十字街”改为“井字街”，从而形成了帝都风貌的沈阳城。如今中街地区的街路格局，依然保持了“方城”内“井字街”的布局。   （高级记者 邱 宏　实习生 董 娇　李双琦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