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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29

  辽宁东江集团、沈阳先达集团这两家在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注册的企业间距不远,因在国内较早介入IC卡和条形码等业务而名躁一时,成为辽宁高科技企业中的耀眼“明星”。与他们相距不远的沈阳飞龙集团也曾是医药保健品行业的“骄子”。然而最近几年他们变得悄无声息。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由于项目进展过度依赖政府行为,“红眼儿病”心理促使扔掉高科技主业,重拳出击“大路货”,这三家红极一时的高科技“明星”企业有的负债累累身陷困境,元气大伤,有的正奋力图谋再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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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辽宁频道 策划:辽宁分社总编室 文字:范春生 编辑:赵泳
资金匮乏的辽宁东江集团将办公楼大多出租
紧拽政府“大腿”的苦果  

 

  创建于1994年的辽宁东江集团是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前身是由港商参股的沈阳东江磁卡机具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数据卡、相关读写机具及软件系统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东江集团董事长李培英告诉记者,1995年,当时社会对“卡”的观念尚较淡漠,企业与辽宁省交警总队签订合作合同,双方共同推行“IC卡交通综合管理系统”。此后,东江集团又开展了IC卡工商管理系统项目和机关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项目。企业在介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项目之初,就将生与死的命运寄托在“政府行为”上,这为后来项目夭折埋下了伏笔。

  据了解,为了将“IC卡交通综合管理系统”做大,东江集团从国外购进150万片的芯片、一批读卡器和技术装备品,为此花费资金9000多万元。项目上马后,人手不够,东江集团高薪聘来一批科研人员,最高峰时企业各类人员多达400余人。

  李培英说,辽宁省当时约有150万机动车驾驶员,在省交警总队的“关照”下,包括沈阳、大连在内的14个市起初都答应了配合实施这个项目。但后来,东江集团出血本投入的“IC卡交通综合管理系统”运转遇到两个难题,令决策者始料不及:一是沈阳市交警支队个别领导认为搞这个项目自身没“油水”,于是采取“托”的策略,大连市也因“人为干预”,没有真正用IC卡管理交通处罚,辽宁的IC卡交通处罚收费联网没有实现;二是前几年,辽宁省“减负办”下了一个文件,认为用于处理交通违章罚款的IC卡是一种增加负担的行为,应在取消和降低费用之列。这个文件一出台,一些司机起来闹事,“IC卡交通综合管理系统”项目失败。

  据李培英介绍,为了做大“IC卡交通综合管理系统”,企业前后投入资金2.5亿元,这其中包括从银行贷款1亿多元。仅在辽宁省的投入就达到1.6亿元,在福建、山东、新疆等省区也有了先期投入,原本已接到20多亿元的订单,但在辽宁的失败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别的省区不予继续合作,企业损失惨重。

  东江集团倾巨资投入,只换回8000万元左右的回报。到了2001年左右时,这个企业的各个项目全线崩溃。到今天,只有磁卡机具还在“小打小闹”的生产,经营一片惨淡。

  辽宁社科院研究员于治贤认为,由于民营科技企业决策上缺乏长远眼光,像东江集团这样承担的多是靠政府扶持的项目,没有抗风险的能力,同时,项目推出前也缺乏有效的论证和评估。因此,当这种项目因政府的“一纸决定”遭遇挫折,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被打乱,渐渐地被拖垮了。

沈阳先达集团忙于“第二次创业”

高技术“转舵”卖扎啤机  


  与东江集团靠政府“哺奶”求成长不同,从沈阳工业学院孵化出来的沈阳先达集团在形势一片大好时,不安现状,眼球发热,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主动放弃高科技主业转向从事一些低科技项目,最终自毁前程。

  作为一家生产条形码、IC卡、图像分析仪和考勤机的高技术企业,先达集团的自动识别技术一直在国内领先。几年前这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资产规模从最初的200万元猛增到6000多万元。有一段时间,国内出现房地产热、家用电器热,先达集团的董事会于是“赶时髦”,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战略,大力介入房地产、家用电器等传统产业,甚至学习街边店铺生产扎啤机,从而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先达集团原总经理、现在沈阳工业学院一下属企业任负责人的刘义春说,企业效益好时一年的销售收入达到3亿元,创利润4000多万元,其中仅主业创造的利润就达3000多万元。但自从搞了多种经营,放弃主业,企业支出一下子增加了,资金也分散了,条形码、IC卡等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却在减少。本来,当时先达集团的主业产品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自动识别技术还被列为国家高新技术火炬计划项目,产品荣获火炬项目金奖。但是放弃主业,具有广阔前景的自动识别技术藏在深闺无人知,未能形成产业化。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让一帮科研人员去卖空调,结果可想而知。到1999年前后,先达集团新上的空调车间停产了。当年,条形码、IC卡等主面的销售额下降到1.2亿元。2000年到2002年这三年间,企业每年亏损在200万元左右,研发人员含泪出走。

  说起先达集团所走的弯路,去年7月被调来出任总经理的张少飞非常痛心地指出,“企业过去是有钱,但没用在刀刃上,全‘填坑’了,主业也蒸发了。”他说先达集团重筑辉煌还得仰仗主业的做大、做强。

借多如“牛毛”的“分公司”和“办事处”  
“勾引”先达集团热衷“低科技”的门前成片电器行
先达集团“王牌产品”之一的便携式数据终端系列


   高新技术企业“明星”的悄然陨落,不仅体现在经营理念上尚未成熟,同时也暴露出用人管理还沿袭旧模式,这样使得一些决策往往不能有效执行。“靠飞燕”减肥茶起家的沈阳飞龙集团,1993年、1994年的利润超过2亿元,发展速度一度居全国医药行业之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底,全国保健品市场迅速滑坡,飞龙集团当年制定的实现利润5个亿的宏伟计划成为泡影,货款大量被中间商拖欠。

  自1995年以来,沈阳飞龙集团每年创造的利润仅为1000万元左右,企业开始走下坡路。1995年6月,总裁姜伟宣布飞龙集团主动进入休整阶段。1999年初,姜伟宣布飞龙“休整期”结束,携“伟哥开泰胶囊”再次进入保健品市场,同年4月14日,国家药监局下发《关于查处劣药“伟哥开泰胶囊”的通知》的93号文件,沈阳飞龙集团又一次进入了休整期。

  对此,姜伟自我总结出“20大失误”,其中重要一条是决策、管理上出了漏洞。姜伟眼里的20个失误具体包括:决策的浪漫化;决策的模糊性;决策的急躁化;没有一个长远的人才战略;人才机制没有市场化;单一的人才结构;人才选拔不畅;企业发展缺乏远见;企业创新不力;企业理念无连贯性;管理规章不实;对国家经济政策反应迟缓;忽视现代化管理;利益机制不均衡;资金撒胡椒面;市场开拓的同一模式;虚订的市场份额;没有全面的市场推进节奏;地毯式轰炸的无效广告;国际贸易的理想化。 曾担任飞龙集团总监的吴锋认为,企业在决策管理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营销方面,发展顶峰时期,仅在2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就设立了38个分公司,200万人口以下的、不带帐户的办事处就有20个,营销队伍最多时达到1000多人。一年最多时的广告费就有三、四亿元。

  吴锋说,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营销人员存在“灰色”收入,无形之中造成了企业资产的流失。另外,由于管理不善,当年在全国设的30多个分公司中,只有3至5个能维持正常运转。从现在的眼光看,由于没有借鉴国外的“代理商”模式,管理人员素质未跟上,驻外公司效益不好,反倒成了企业的“包袱”。 记者日前来到沈阳市长白街25号,沈阳飞龙集团的厂区一切显得井井有条,“5年来,飞龙的生产销售还维持着正常的状态,一些老品牌的药品在各大药房还在继续销售,公司维持惯性向前发展。”一位销售部经理这样对记者说。

  近两年姜伟一直在国内外奔波,苦心选新项目,与投资公司进行接触。前不久,姜伟回到沈阳。知情人士透露,与前次携手“伟哥开泰胶囊”重返保健品行业不同的是,此次飞龙将以姜伟5年来发明的3个专利为核心,全面重组和整合飞龙集团。这家民营科技企业能否再度崛起,人们将拭目以待。

  权威人士指出,在国家着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时刻,中小企业、科技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的发展问题一定要摆到重要位置,沈阳三家高科技“明星”企业从盛到衰、直至陨落的经历,可以带来很多启示,值得政府决策者和其他高科技企业经营者的反思。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要想改变“昙花一现“的现状,应转变观念、尊重人才,从建立自己的具有管理创新能力的企业家队伍着手,将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利润源泉,放弃短期行为,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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