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冰说，高级职员不是非要打领带，穿西装，拎着笔记本。
董冰，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辞职前是清华大学党委保卫部副部长，校保卫处副处长，享受处级干部待遇，在北京有房有车，前途没有任何担忧。但是，他选择在苏州修电动车。
如今，董冰蜗居在苏州一间8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每天骑着花30元钱买的自行车奔波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他的房子被抵押了，创业一旦失败，他和母亲或将居无定所。董冰在“逆向而行”。
他说“北大学生卖肉”是被动的，“清华博士修车”是主动的，他没有给清华丢脸。面对质疑，他说打出“博士”的招牌，不是炒作，是资源合理利用，他认为，捧他的是媒体，杀他的也是媒体。博士修车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对话博士生一 生存模式不成立了 决意辞职
记者：从清华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董冰：2001年，我把父亲接到北京一家医院换肾，我记得特别清楚，由于医院的问题，父亲在治疗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连与父亲最后的交流机会都没有，成为我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
尽管后来经过三年的官司，终于让医院承认了错误，但是对于父亲和母亲，这种伤害已经难以修复了。在那时候我们全家差不多还有十多万的外债。
2004年7月份，我加班到晚上看到一个文件，意思就是我这样的干部如果继续读博士就只能拿一半的工资了，当时我的工资是6000多元，交完税后是5000多元，除了给家里补贴以及定期还债外，还有房贷和自用等，平时自己根本没有攒下来钱，这样如果我读博士的话，我就要自己倒贴钱了，我的生存模式就不成立了，我必须要考虑另外一条路了。那就是创业，当时我就决意辞职。
■对话博士生二 母亲当时就哭了 差点跪下来
■大学·赚钱
“我算是学校第一个炒股的”
身体微胖，戴着略厚的近视镜，休闲西服，休闲鞋子，手里握着扳手正在与员工们交代着什么，这就是董冰。
与记者交谈时，董冰说自己是个中国教育的特例，是个反向思维培养出的精英，在学生时代，他第一个与家里“断绝关系”，第一个去炒股，第一个去拉广告，他就创下了所在学校的三个历史第一，都是为了赚钱。
董冰说，自己应该算是国内学历最高的修车匠了
记者：按道理说，你在清华大学工资是不低的，你父亲走了以后你如果在清华继续工作的话负担比以前少了，最起码有一个固定的收入还你这个债，创业是有很多风险的，你为什么选择创业这条路？母亲理解吗？
董冰：我是7月22日晚上递交的辞职信，可以说是半夜辞的职，辞职前并没有告诉母亲，回去后我和母亲说了，母亲当时就哭了，差点跪下来，想想我年纪不小了，还没有结婚，现在这样稳定的工作又辞了，我母亲当时是哭着求我，说你不要辞职，当时我怎么回答母亲的，不记得了，依稀记得只是说对不起，还说没事的，很伤感。我觉得开弓没有回头箭，因为我觉得如果做一个企业的话，是要给企业安排很多后路的，所谓狡兔三窟，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是不可以给自己留后路的，我当时跟我母亲说，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把我所有的后路全部斩断，这样我才有可能成功，但如果我留着后路，我就一定不会成功。
■对话博士生三 惟一的房子被用来抵押借款
记者：那你后来又怎么决定到苏州修车的呢？虽然身为清华的管理干部、博士生，是否考虑过市场不一定买账？
董冰：记得李嘉诚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想创业，就应该做一件天塌下来都能赚钱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以修车为切入点，从最实质最直面老百姓的事情做起，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这个创业项目就是《AR电动自行车电池4S店》。
我一直认为行业没有贵贱，中国的修车业现在仍然还是20年前的情况，而很多创业机会恰恰就在这些传统行业中，至于市场是否买账关键还在于自己的理念是否与现实合拍。父亲教导我，顶天立地就是要切合实际。
■对话博士生四 “临时抱佛脚”考进清华读研
博士生老板招不到大学生 打“博士”牌是合理利用资源
记者：前段时间曾出过北大才子卖肉的情况，现在又出了个清华博士修车，人们不禁会把你们相提并论，你怎么看？
董冰：我认为和北大才子卖肉是绝对不同的，那位学生卖肉是被迫无奈的选择，恰恰相反，我修电瓶车则是主动选择的职业，如果一个著名学府毕业学生连自己都养不活，那他自己也要反思自己了，我为中国的传统行业升级努力，也是希望凭借自己的智慧改变一部分人的命运，改变中国老百姓享受更好服务的状况，我绝对没有给清华丢脸，我希望清华将来能以我为荣。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是在靠着自己的能力脚踏实地地创业，应该算是自强不息吧，干的又是最基础最为老百姓服务的实事，还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发展中国的服务业，也应该算是厚德载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