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社会关注的许霆案在广州公开宣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但将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广州中院刑二庭庭长、法学博士甘正培针对社会公众热议的一些许霆案中的争议以及许霆为何获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在案件宣判后进行了公开的释法答疑。他表示，重审判决之所以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许霆的盗窃犯意和取款行为是在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发生的，与有预谋、有准备的盗窃犯罪相比，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二是许霆是利用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使用本人银行卡指令超出余额取款的方法窃取款项，与采取破坏性手段盗取钱财相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

    许霆案虽然得到了改判，但坊间的争议仍然不能平息。人们对于许霆的行为是否属于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自动柜员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许霆为何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仍然争议很多。这一现象表明，围绕着许霆案对司法的质疑仍然存在，民意与司法争议仍然没有消除，甚至社会围绕许霆案形成的撕裂也并没有愈合。因此，法院对于许霆案宣判后进行了公开的释法答疑，不仅必要，而且及时。

    在案件宣判后，法院组织相关法官对公众与媒体进行公开的释法答疑，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仍属罕见，广州中院开了一个好头。在一些法院看来，判决书本身就对案件的审判进行了说理，没有必要专门进行判后公开的释法答疑，其实不然。许霆案虽然宣判了，但判决书并没有制作出来，而公众此时便有很多问题要问，等到判决书出来时解决这些疑问，效果必然很差。就是判决书进行了说理，但毕竟篇幅有限，不可能进行针对性的回答。而现场的释法答疑，能及时回答媒体与公众感兴趣的问题，起到更好的效果。

    法官进行公开的释法答疑，能消除公众的更多疑虑，促进司法统一。许霆案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如何进行是量刑，都存在很大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存在于公众之中，就是法学专家之间也有许多争议。我相信，即使法官进行了公开释法答疑，这种争议也不会完全平息，但至少这种释法答疑可以加深公众对于法院判决的理解，凝聚更多的共识。更重要的是，这种释法答疑能给其他法院某种启迪，给其他类似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帮助，有助于其他法院对类似的案件进行相似的判决，有利于中国法制的统一。例如云南也曾发生过一起与许霆案类似的何鹏案，何鹏最终被判处的同样是无期徒刑，而何鹏的父母特意从云南赶到了广州听取宣判。

    法官进行公开的释法答疑，也有利于司法的公开、透明，有利于司法接受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力，促进司法公正。在疑难案件上，法律有时并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而常常是一种利益的平衡。但是，如果程序不公正、司法不透明，人们就完全可以猜疑，司法存在“暗箱操作”，从而怀疑司法不公，损害司法的公信力，从而对判决更加不信服。法官进行公开的释法答疑，就是司法透明、公正的一个表现，让人们感到司法程序上的正义，从而赢得公众的信任，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法官进行公开的释法答疑，更是法官自信的表现，有利于提高法官的整体形象。疑难案件的判决与说理，特别考验一个法官的综合素质，敢于公开释法答疑的法官，表明了自身对于判案的信心，也表明敢于挑战与承受公众的质疑，这非常有助于提升法官整体在公众中的形象。今天的法官，从判决书说理，到公开进行释法答疑，表明法官队伍素质整体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再也不是十多年前什么人都可以当法官时的素质了。法官在这种释法答疑中接受了考验，也让公众对法官素质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围绕着许霆案也许还会持续争论，但是，对于广州中院的判后公开释法答疑，无疑是一种司法的进步，是值得我们推崇和赞扬的，我们希望这一做法能在广州中院坚持并且能在其他法院进行推广，形成一种司法贯例。果真如此，这也许是许霆案给我们带来的另一场胜利。(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