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学江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近几年来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出现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国外谈论的热度似乎比国内还高。

    3月27日，《参考消息》第9版刊登了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詹得雄写的《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一文，对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作了简明的概括，大体分为“西方解读”和“非西方解读”两大类，既有褒扬的，也有贬损的。文章还从国外热议中引出六点启示。

    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国人对我们自己的模式进行认真、冷静地思考，加深认识，分清利弊，减少盲从，增强自信。本人愿意在此谈谈对“中国模式”的粗浅认识，算是对詹文的补充。

    一、我认为，对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要抱平常心态。有些舆论说，“中国模式”在占人类五分之一国家里创造了“世界奇迹”，是一条社会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功之路，对发展中国家甚至新兴民主国家“有吸引力”。听了这类赞扬言论，千万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要认为我们的经验有普遍价值，主动向人家推销。有些舆论对“中国模式”表示担忧，说这种模式“成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令人感兴趣的选择”，“是自由民主制度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方面，而来自于被忽视的中国模式”。对于这类担心， 我们心里清楚， 这只不过是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一种。我们的模式是和平发展的模式，非排他性的模式，根本谈不上对其它模式构成“威胁”。西方某些人感到受威胁，是他们心态不正常。还有些舆论对“中国模式”表示怀疑，认为现在谈论“中国模式”成功为时尚早， 还“有待时间和历史考验”。有些舆论攻击我们的模式是“一党专制”、“没有民主”等等。对于怀疑和攻击的言论，我们不妨把反话当作正话听，引以为戒。对“中国模式”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属于正常，毫不奇怪。

    二、模式多样性是客观存在，是好事。世界上有许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我们经常听到的有“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北欧模式”，“四小龙模式”，“苏联模式”等等。近几年谈得最多的除了“中国模式”外，还有“印度模式”。最近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国王主动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制，创造了“虽不发达富裕（人均GDP700美元），却社会祥和、保持一片青山绿水”的“不丹模式”。各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彼此并不相同。即使所谓有“共同价值观”的西方模式，彼此也有差别。不应该把某一模式说成世界上唯一最好的模式，并强加于人。让多种模式和平并存，正是大千世界多样性的反映，有利于各国通过比较取长补短，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

    三、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称作一种新型“模式”，应该说并不过分，中国人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地承认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的确明显地有别于所有其它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也有很大区别。“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创造，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几十年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总结苏联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这个模式，对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发展中大国来说是最适合的。

    四、评判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模式的优劣，应该有一些普遍公认的客观标准。最重要的标准应该包括：一看能不能提供长期的、持久的社会稳定；二看能不能实现较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三看能不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四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得到本国人民（或者本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其中，提供社会稳定最重要，正如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所观察到的：“中国发展成功和失败其实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和事实表明，“中国模式”比较好地达到了上述要求和标准，因此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个好模式，尽管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已初步显示了很强的魅力和生命力。

    “中国模式”为饱经动乱、忧患、贫穷、落后之苦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1840年以来最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实现了过去30年年均9.7%的经济增长，使一度濒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全面进步。不久前，美国《新闻周刊》文章评论说：“中国在20多年内实现了欧洲200年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而且中国的成就并非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取得的。“中国模式”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五、“中国模式”的特色表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集中地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中国经济模式”表现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除了公有制经济外，还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依法平等竞争，互相促进。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基础作用的同时，政府在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利益协调、解决发展中各种全局性矛盾等重要方面扮演积极的宏观调控角色。这种经济模式，既能调动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又确保社会保持一种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以人为本，改革和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

    “中国政治模式”主要表现为：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政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在野党，而是参政党，它们与共产党不是对立的、互相竞争的关系，而是亲密的友党、合作者和监督者的关系。这种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两党或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传达民意，凝聚民意，制定法律，审议批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审议批准国家财政预算决算，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监督政府。中国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问题坚持集体决策，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实行领导任期制，任何同一职务任期不超过两届。

    六、谈“中国模式”，不能不谈中国的“政治模式”。“中国模式”虽然已引起国际广泛的兴趣和重视，但对中国“经济模式”持肯定、赞赏看法的比较多，而对中国“政治模式”，不理解或持菲仪、怀疑、贬低甚至否定看法的不少，国内也有一些人附和西方的看法。

    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民主，也需要集中，缺一不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模式，应该表现在它具有有效处理集中和民主关系的机制。如果权力过分集中，达到集权专制甚至个人独裁程度，那必然削弱甚至剥夺人民民主权利，必然导致人民不满，社会动荡，国家不可能很好发展。如果民主失控，走上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也必然导致社会动荡，破坏社会发展，人民也不可能真正享受民主权利。中国是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又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过去的经验证明，中国极易走向这两个极端。经过多年改革完善，中国今天的政治模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实现了集中与民主的平衡与统一，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和平发展。

    有些人对中国“政治模式”持消极看法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习惯于把西方政治模式描绘成人类社会最完美的、终极的政治模式，凡不符合西方模式标准的模式都不是好模式。他们的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认为，中国是“一党专政”，“专制”、“独裁”，没有西方的“两党制”民主。其实，中国政治更讲内涵和实质，而不是表面形式，中国政治模式的主体性、独创性和优越性，正是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下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与两党制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更着重“民主协商”、“政见包容”、“利益兼顾”、“和谐共赢”，因而更加实在、可靠，层次更高。两党制的对抗和竞争，表面上轰轰烈烈，似乎很民主，但选举结果总是“少数”（最多可能达49. 0％）不得不屈从“多数”人意志，他们的主张和意愿总是因为他们支持的政党的“失败”而遭到抑制；每一次选举都造成从上到下的社会裂痕，尤其那些民族、宗教复杂的发展中国家，选举总是伴随着仇恨、冲突、暴力、流血，前次选举造成的创伤未愈，新一轮对抗又将开始，周而复始，永无宁日；因为两党是对立、对抗关系，许多国家常常形成根深蒂固的帮派体系，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包括许多公权力部门甚至司法系统；反对党、在野党既不可能甘心屈从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在反对党刻意掣肘下也难以顺利地执政。司空见惯的现象是，竞选人互相对骂，互揭疮疤，不择手段地攻击、造谣、抹黑对手，对自己则大言不惭，自我美化和标榜， 对选民竭尽讨好迎合之能事；广大选民不可能对竞选人真正了解，往往仅凭几场口水战的观感，凭竞选人的口头宣示，甚至凭竞选人的长相和爱好，来决定投谁的票，因此选出的领导人往往未必就是真正优秀的。正因为西方民主并不完美，一些不具民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勉强引进后更是弊端丛生，导致它们几十年不见多少进步，有人感叹，二战后新生的国家没有出现一个成功的“民主典范”。

    西方有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到西方民主的局限性。美国学者蒂姆·哈克勒3月25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题为“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一文认为，历史证明，是文化决定哪个国家适宜民主。只有在那些具有启蒙文化传统的国家，才能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他说，如果把19世纪参与启蒙运动或直接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国家，在地图上涂上颜色，再把21世纪所有民主国家的地图涂上颜色，会发现当年的22个国家和现在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是一样的。

    七、一党长期执政并不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关键看制度设计，看有没有民主机制和监督机制。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是历史形成的、人民拥护的、民主党派赞成的。经过几十年的完善，这个制度已逐渐成形、成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方法是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都是在民主讨论基础上的集体决策，这比西方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或总理个人决策更民主、更能发挥集体智慧。事关全国、全局的重大问题，重大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产生或废止，重大治国方略的制定和重大建设项目的立项，都在党内、党外，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各民主党派中，广泛讨论，反复征求意见，通过各种渠道汇集民意，吸收各种有益的建议，最后通过法定的程序确定下来。中国政治决策过程所体现的民主精神，比许多两党或多党对立的国家要充分得多。在中国，人们对国家和本地区每个时期的发展方向、目标、实现目标的举措，都是清楚的，对党和政府当前做什么，将来做什么，国家的困难是什么，人民的要求是什么，也都是清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和得到落实。中国人比较习惯这种方式的民主政治。

    一党长期执政，只有在实际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监督制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才可能导致“独裁”和“专制”。现在，无论中国共产党党内职务，还是国家行政职务，都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同一领导职务不得超过两届10年。民主集中制不断加强，各种监督机制日臻健全。在这种条件下，“独裁”和“专制”从根本上失去了产生的土壤。

    八、中国人从自身的实践中懂得，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必须创造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过去北洋政府和当今的台湾地区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都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模式，也不成功。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一种新模式从产生到成熟，需要很长的过程。西方的民主模式已运转200多年至今仍然问题不少，何况我们才二三十年呢？“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会是平坦的，它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不断加以完善，也需要全国人民的关心、耐心与呵护。但相信经过改革完善，这种模式一定能把中国带向光明的未来。

    中国人决不会放弃自己来之不易的发展模式。但中国人也决不向别人推销自己的模式，中国人很清楚，适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不一定适合其它国家。正如邓小平1985年9月对加纳元首杰里. 罗林斯所说：“请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按照自己的国情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