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普通人的眼里，是一个团聚的节日，而在票贩子的眼里，却仿佛是一个漫天飘满钞票的节日。在即将到来的春运期间，四面八方流动的乘客会把巨额的“附加消费”投入到票贩子手中。

    票贩子，俗称黄牛党。即使有人否认也无可回避事实：黄牛党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徘徊在法律边缘的危险行业。

    连日来，记者多次到北站采访，并且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打入黄牛党之中，揭开了黄牛党的行业秘密。

    北站广场：严打期间的成功交易

    2005年1月10日上午11时，沈阳北站。室外最低气温零下21度，寒风凛冽。

    40多岁的秋哥站在沈阳北站广场前，一脸的哀伤。“这几天抓得太紧了，你还是离出站口远点站着，有人过来你就小声地问问，价儿一定要扛住，毛票加得太狠了，再不多加点今年就废了。”他教导着刚入行的“小弟”———我。

    熙熙攘攘的站台前，远远地有几个外地人过来，记者走上去，“大哥去哪？”“广州、上海……都有！”几人像挥苍蝇一般将记者———冒牌黄牛赶开。

    见记者碰了钉子，秋哥在一旁冷笑：“当票贩子嘴要甜，要有眼力见儿，得能忽悠，聊开了才能上茬儿啊！”望着远处几人的背影，他轻蔑地说：“让他们去排队吧，一会儿还得出来。”果然是老行家。一会儿工夫，赶苍蝇的几人扫兴地从售票大厅里走出来。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向周围的票贩子望去，秋哥胸有成竹地走过去，与几人耳语一番。“在这等我！”秋哥扔给记者一句，领着其中一个旅客向邮政宾馆门前走去。一个中年妇女也向他们的方向走去，几人凑在一块儿，迅速完成了交易。不一会儿，秋哥回来了：“成了！南京硬卧！”

    当日北站的行情是：一张北京卧铺加150元，一张上海卧铺加350。若是在春节的前几天，一张广州的卧铺最高能加到1000元。“但这是老板要卖的价，你是拉活儿的，成一张30元。”秋哥严肃地教导记者。

    一个上午，北站站前广场上不停地有警车在巡逻。经过多日连续打击，售票处门口的票贩子已经极为少见。“最近沈阳北站正在搞整治，扭送一个票贩子能得到100元。”秋哥看着往来的警车说。警察在车站售票大厅中的打击和对站前广场的清理，使票贩子在车站拉客越来越困难，所以，许多老票贩子纷纷利用通讯工具进行联络，拉到客以后迅速地离开站前。

    黄牛与警察的拉锯战

    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票贩子发现任何不安全因素，都会马上终止交易。出手一张票，更换两三个地点十分平常，有时，干脆会让买票的打车在站前不停地转圈，以观察有无警察跟随，有时则在出租车上交易。

    移动的票贩子售票网络正在有意识地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简单至极，隐蔽至极，打击、侦破几乎无据可依，更无现场可攻。具体地讲，记者现在是票贩子的最底层，上面依次是秋哥、分票的人、票点提票的人、老板、发票的人。一级一级单线联络，保证不会被全盘端掉。

    寒风中瑟缩的记者和秋哥用狼一样的眼光打量每一个进出车站的人。“你怕被抓不？”记者问秋哥。“咋不怕？你得学着保护自己！”

    秋哥把警察叫做老 A。“防老 A抓就得有技巧，这是每一个票贩子的生存根本！”票贩子防范警察，采用的办法几乎和警察抓票贩子一样———“装成和正常人一样的人”。“大家瞄来瞄去，看多了就能一眼看出来，赶紧走人。”

    秋哥说：“我知道自己干的这活儿本身就是不能见光，所以一直很谨慎。一旦发现有人盯梢或神情不对，我们立马装闲聊。我身上从不多拿票，一般只是一两张。有人要票则领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样一般人是不会发觉的。即使被抓，自己说点儿外地话，也能凑合过去。”

    不过，他这话只是对记者这样初入行的新人说的。“但是时间长了，跟站前的警察处好了，你就安全了。我们天天在这儿呆着，和有些警察很熟，要是遇到熟悉的警察，看见我就会瞪一眼，骂两句，赶到一边去。你要保证不给他们惹麻烦，就不会有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给‘有背景’的大票贩子卖票，又做得隐蔽，警察一般也都给你面子。”

    在他看来，广场上那闪着警灯的警车和巡逻的警察不过在“轰鸽子”：“票贩子多，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等级森严的黄牛王国

    中午12时过后，一个夹着皮包的矮胖子过来，跟一些小票贩子耳语几句就走了。记者问秋哥，这个人是干啥的？他叹了口气，郁闷了很长时间才说：“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以前也和我们一样是卖票的，后来手里有了资本，认识人也广了就自己干了。”在大老板的眼中，北站广场前的小票贩子统称为“盲流子”。

    记者了解到，目前贩票队伍已由过去单打一发展为群体协作作案，基本形成了购票、倒手、拉客、成交一条龙。票贩内部形成金字塔形网络。塔尖的是“一道贩子”，控制若干二道贩子，每名二道贩子又控制若干三道贩子，直至处于塔底的“票串串”“盲流子”。票贩之间互不认识，分工严密。

    他们的操作手段一般是“大老板”坐镇指挥联系车票的分配，“头手”先在售票大厅附近察言观色，发现目标后开始跟随，但其手上都不带票，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后，才经过“二手”“三手”，最终旅客才能将票拿到手。这样层层加价，一张车票倒手少则三五次，多则七八次，才最终落到旅客手中。

    一个外号叫“小石头”的票贩子对记者说：“一年的春运大票贩子能挣几百万！火车票贩子中百万富翁不少！”

    在这个森严的黄牛王国里，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是那些头等火车票贩子，他们能从有权力的人那里拿到几百张预售票，票贩子给有权力的供票人每张10元钱的好处费，“权力人”往往一天就拿到几千元。像记者这样的初级“盲流子”根本没有机会同大头目、二头目见面。

    钱权交易养肥了大票贩子

    票贩子自称，春运铁路票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从铁路内部流到了黑市上，当然票价已经高出许多。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大多数人排队购票的选择权利。

    而旅店和酒店则充当了二道贩子的角色。旅客们通过这些机构向铁路部门购票，但要向其缴纳高额度的手续费。这些“二道贩子”根本不用在车站兜售票，风险甚小。还有的“二道贩子”没有机构来支持，就干脆通过将票打包购买，再倒卖给三道贩子，最后就表现在车站上向众多旅客兜售票的显性黄牛党，也就是铁路部门向公众宣传的应该“深恶痛绝”的打击对象。

    “当前最流行、也最实用的办法是和火车站有合同订票关系的单位联络，如旅行社，买他们的多余票，虽然这些单位每张票都会加钱，有时会加高一半，但是，在最紧张的时期，我们再加一半也可卖出。”一名北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

    大票贩子与权力“挂钩”维系着票贩子卖票体系。目前沈阳的票贩子大致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就是从铁路直接拿票的，全沈阳也就七八个人；二等的也就是和一等票贩子熟识的人；三等的是从二等票贩子手里能拿到票的。到了车站广场就是四等、五等票贩子了。一等票贩子好的时候一年能赚200多万元，二等的也就是40万元至50万元吧，再往下的也能挣20万元左右，最底层的票贩子每年只有2万元左右的利润。“像五嫂和三辉子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工作就是搞关系，再难的票他们都能弄到。”一个小票贩子激动地说，“人家有权啊！一只笔就能从预售票的窗口批下来火车票。”

    小票贩子也有绝招

    相对于那些附庸权力的大票贩子来说，小票贩子们的弄票途径相对就比较寒酸和辛苦。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票贩子的票除买退票者的票、排队买票外，与票房人里外勾结共同贩票是人人所认知的一种票源。

    但秋哥认为：“里外勾结，一旦被抓就几乎全部牵出。这倒不是怕票房或关系户的人受害———他毕竟收了好处费，就得担风险———主要是怕一旦全盘端出，必会以团伙定罪，团伙罪肯定比个案罪大，这样做不划算。还是找一个大老板然后按照他设计的线路单线联系风险小些。”

    在记者的追问下，秋哥又说：“保证手中有票，得有票源，最一般的做法是在铁路售票厅夹在乘客中排队购票。现在车站实行了限量购票，因此，购票时，我们一般采取集体行动，发动亲戚与邻居早早来车站排队买票，有的人还花钱雇专人排队买票。”

    还有些票贩子则打起了全国联网售票的主意。目前，各地火车站都实行了电脑联网，开通了异地售票业务，此业务在方便旅客的同时也为票贩子带来了另一条“生财”之道。“本地票量有限，而且确实不太安全，有些人会专门前往外地，通过全国联网的售票点购买沈阳票。”

    但事实上，上下环节都有熟人是票源的最大的保证。秋哥说，目前的票贩子和以前那样“打野食”的不一样了，现在不和铁路有联系的根本干不了，因为不了解铁路变化就不知道票源的变化和公安部门打击的重点，只能偷着干，一不注意还容易被抓。

    秋哥扫描了一下北站广场，说，这几天这里的票贩子是几年来最少的时候。

    最底层黄牛的悲惨生活

    没事的时候，记者不断说一些夸张的恭维话，跟秋哥套近乎。秋哥也不防备，话渐渐多起来。“我一开始在企业上班，下岗之后开始做推销，做了几年也不成功，现在家里还堆了一大堆破烂产品。后来我哥们儿给我介绍在北站拉活儿，渐渐地就入行了，混到现在成了带票的人了。这几年每年都能对付几万元钱，这比以前好多了，一点成本都没有，给老板卖票一张加个百十来元不成问题。可是真辛苦啊。”也许想到了伤心处，他低下了头。“票贩子这行太黑，危害大，也太危险，我真害怕再进监狱。”“盲流子”小石头惆怅地对记者说，“我2003年的时候开始给老板卖票，一开始只是给人联系活儿，后来送票，身上一般两三张。一次被北站的警察抓个正着。”小石头脸上有着恐惧的表情，“当时我身上有三张票，警察搜到一张，幸亏我在帽子里缝了兜，把票藏在里面，要不金额就够教养了。”小石头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以后被放了出来。“我的这个老板还算挺好，看我年轻、嘴紧，就去三台子看守所接我，领我洗了个澡，又给我‘补助’了不少钱，第二天又让我去北站了。但是我实在太害怕了，在看守所里受不了啊。但是我什么学历也没有，除了这行，还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我是票贩子，这个职业的名声不大好，也许只比小偷和三陪小姐强一点。说实在的，干我们这行的，都没什么本事，也没有文凭、学历和高智商，如果说有强于普通人的地方，那就是为了挣钱敢于不要脸，胆子大、能吃苦！”他说。

    兴许是听了小石头的感叹，一个票贩子走过来对记者说：“小伙子，但凡有点活路，我也不会干这种下三烂的职业，我就想先挣点钱以后再找个别的出路。你要是还有别的道儿，老大哥劝你一句，抽身还来得及啊！”

    像“盲流子”这样的显性黄牛党是群可怜的人，虽然其带着“牟取暴利”的帽子，但是他们却毫无暴富的迹象。这些三道贩子或者四道贩子，拿到的票价已经非常高了，从票价暴涨中获取的利润非常之小，风险却较其上家大大的增加了。票贩子第一次被抓住，将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已经有前科的，就会被劳动教养1到3年；对于特大票贩，票额在5000元以上，营利在2000元以上，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罚款幅度对于倒卖一张车票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的暴利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一些票贩子在被放后第二天就重走旧路。

    小石头在这样的数九寒冬里风餐露宿。作为黄牛党的底层，他甚至固执地认为：“同样都是在倒票，为什么有的人躲在有暧气的办公室里，敲敲键盘，动动钢笔，就可以赚大钱，心安理得，而我们这些挣得最少的人却干最重的活儿，却成为惟一的打击对象。”

    即使郁闷，做票贩子也要讲究行规，也有游戏规则。在记者暗访期间，从来没见过两伙票贩子凑在一起乐呵的时候。一是因为该行当属于机动灵活作战方式，二也是因为北站票贩子也分团伙，不同团伙，不相与谋。

    秋哥告诉记者，大家卖票时的距离要在10米以外，免得抢别人的饭碗。但如果旅客对票价高表示不满时，其它票贩子也都会出来打圆场，目的只有一个———保护这个行业。

    为了维护这个行业的生存，北站的票贩子们甚至“憎恨”卖假票的。秋哥说：“卖假票的后果比较惨，他们不是被抓就是被打，如果有假票骗人以后受骗的人就不会从我们手里买票了，咱们得保证信誉，不能自己砸了饭碗。”在法律的高压下，他们就这样在维持着一个畸形行业的地下秩序。

（记者 李欣）